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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癌症患者的重生

凌志军是峰哥尊敬的几位作家之一。他写过《交锋》、《联想风云》等等。2007年查出癌症晚期。但到今天还健康活着。这五年经历被写成了《重生手记》。
 
峰哥从几十万字中精选出9000字。都是血与汗中修炼出的智慧。花十分钟读完吧。你可能跟我一样心存感激。
 


(1)
 
我在一次手术中切除了左肺的恶性肿瘤,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受手术切除脑瘤的治疗方案。我拒绝了一些“抗癌特效药”,也拒绝了化疗和放疗。
 
术后出院时,我甚至连一片药也没带回家。当我意识到肿瘤治疗领域存在着一些致命的弊端后,我开始尝试用一些纯自然的方法恢复自己的体能,而不是急于用药物围剿自己体内残存的癌细胞。
 
这些方法在医生们看来也许什么都不是,至少算不上医学意义的治疗,而我却对它们寄托着生的希望。
 
令人惊讶的是,我并没有像医生预见的那样迅速死亡。
 


(2)
 
就在我最绝望的日子里,我所认识的一些美国人不约而同告诉我,癌症不是绝症,而只是一种慢性病。他们说,在美国,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来看待癌症的。
 
我对这种说法将信将疑,于是试图检查它是否有根据。结果发现,美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最近十年里第一次被遏制,转而呈下降趋势。癌症患者的“五年存活率”,也即医学上所谓“治愈率”,提高到81%。
 
如今美国癌症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达到11年,这并不比一些慢性病患者的平均寿命更糟糕。换一种方式来设想这种情况,就可以说,癌症患者们的感觉,可能真的类似于得了心脏病或者是糖尿病。
 
世界卫生组织公开宣布,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预防,三分之一可以根治,三分之一经过治疗后可以长期生存。
 
而在中国的癌症患者,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三年内死去,能够活过五年的只有20%左右。这不仅大大低于美国,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
 
我明白癌症治疗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,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象,有没有可能让我们国家癌症患者的“五年存活率”达到世界平均水平?如果能,那么,在那些死去的癌症患者中间,每五人中就会有一人不至死去。
 
用公布的“世界平均水平”和“美国平均水平”做参照,我可以大致推算出,在我国每年死去的大约200万癌症患者中,有30万-100万人本来不至于死去,至少能活得更长些。
 
在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,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;三分之一是治死的;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。
 


(3)
 
其中一位认定,“目前癌症病人符合规范用药者仅为20%”。另外一位则指出,“有90%以上的癌症患者没得到良好的治疗方案。”
 
我们的最大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,而在于我们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,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。这种医疗环境正在造成一个悖论:医学越是发达,也就越是剥夺患者的主动性和判断力,越是造就病人的恐惧和错误。
 
我们不了解自己的肌体,很容易过低地估计自己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,却又过高估计药物的能力,不知道那些所谓“特效药”有可能正是致命的杀手。
 
我们会犯错误,除了因为我们恐惧,还因为我们过分相信医生,不知道即使是最权威最有经验的医生也会犯错。事实上,医生不仅会犯专业性的错误,还经常会犯常识性的错误。
 
然而他们的最大的错误,是从来不会把自己的错误告诉患者,只一味地对患者讲述自己的成功病例。
 
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坚强,去接受那些应当接受的治疗。
 
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,去拒绝那些不应当接受的治疗。
 
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智慧,去分清楚哪些是应当接受的、哪些是不应当接受的。
 


(4)
 
去看一位权威医生时,我注意到我的病情是“突发”这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,但却在转瞬间就被他否定了。
 
看来他不相信病人,只相信机器,相信那张没有色彩没有温度没有生命的胶片。也许他认为我的脑子已被损害,必定思维混乱,所以根本不相信我还能讲清楚事情经过。
 
用文字甚至标点符号来造成一种“模棱两可”的诊断结论,对医生来说是最简单最安全的选择。医生要给自己留有余地,可退可进。
 
但是,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,这种“模棱两可”比一个最糟糕的诊断结论还要糟。
 
由于职业的关系,我接触过不少成功者和失败者,也和相当多的由成功走向失败的人打过交道。在我的经验中,轻率、傲慢和自以为是,是导致一个成功者犯错误的最重要的缘由。
 
越是绝顶聪明功成名就之人,也就越是不能避免。把自己的性命交到这样的医生手里,我不觉得是个明智的选择。
 


(5)
 
我们意外地收到来自欧洲的消息。
 
妹妹告诉我,对于我的病,国外专家的看法和国内专家并不完全相同。她详细叙述了那次会诊的经过。
 
在一间拥有一个硕大的读片器的房间里,这些医生把我的全部9张脑部胶片依次排开,整整齐齐悬挂了半个墙壁。
 
他们拿着放大镜,仔细查阅每一张,又认真倾听妹妹转述我的发病经过,对于他们认为很重要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反复询问,然后回到那些胶片旁,重新依次查阅。
 
整个过程持续大约60分钟,然而还没有完。他们又把胶片的数码文本拷贝到电脑上,经过放大处理后再来比照,这才形成自己的意见:
 
脑部病灶有50%的可能性不是肿瘤,或者只是良性肿瘤。
 


(6)
 
仅仅一天前,妹妹亲眼看着几位外国专家把这9张胶片反反复复地看了一个小时。现在她却惊讶地看到,这位中国的“主任”只不过在9张胶片之中挑出3张匆匆看了几眼,就开始下结论。
 
“中国医生怎么会这样啊?中国医生怎么会这样啊?”她一见到我就不住地感叹。
 
自从我知道此人是如此轻率和如此自以为是地面对病人的那一刻,我就不再信任他。
 
没有人可以无所不知。让我意外的是,大多数医生竟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自己不懂的东西。他们也许觉得对病人承认自己不懂是一件丢脸的事!
 
“你相信谁呢?”晓东问我。
 
“当然相信我妹妹”。我回答。
 
“你不会是只想听好话吧?”晓东再问。
 
“不!”我说。
 
我不懂医,但我了解妹妹。她在脑神经医学领域里不是行家,但她是一个肯接受新事物和善于学习的人。过去20多年,她的治学严谨和卓有成效在全世界的同行中获得了尊重。她可能会因为无力解决一个问题而茫然无奈,但她决不会因为自以为是而导致一个错误结论。
 
还有更重要的,她是我妹妹。她在这件事上投入的不仅是智慧和专业学识,还有感情和责任心。那些专家行医只不过投入了他们短暂的、以金钱来计算的时间,而妹妹投入的是全部心血。她也有可能犯错误,但她犯错误的概率一定要比那些专家小得多。
 
后来的事情证明,这恰恰是我的疾病诊断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
 
节。
 


(7)
 
真正能够最准确最精微地感受到病人身体变化的,不是机器,不是医生,而是病人自己。
 
当疾病猝然加之的时候,我们必须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:打开康复之门的钥匙在我们自己手里。盲目顺从别人的话,比身陷疾病的折磨还要糟。很多癌症病人医治无效,不是治疗方法不好,而是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治疗方向。
 
这种想法开始占据我的头脑,让我更加不愿匆忙做出决定。
 
过去两周,无论是仪器检查结果还是我自己的感觉,都没有证据表明脑袋里的肿瘤在继续恶化。既然如此,我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切开脑袋呢?
 
我们共同做出“暂缓手术,密切观察”的决定,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,全家人每天都在担忧“耽误了治疗最佳时机”――这正是来自医生的最吓人的警告。
 
周良辅大夫推翻了自己早先认为是“脑转移瘤”的诊断。他在仔细分析了“频谱”扫描胶片之后,居然有了一个新结论:颅内病灶不像是肿瘤。它有可能是一种罕见的炎症!
 
周大夫肯定地说:“现在不必做任何治疗。再观察一个月。重新做核磁共振。”
 
我意识到这是西医专家第一次传达给我们一个乐观信息,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――暂缓手术,继续观察――第一次获得医生的首肯。
 
我服了。不是因为终于听到了自己愿意听的话,而是因为周良辅这个人!他在努力帮助病人寻找新的证据,又在事实面前迅速修正自己的结论!
 


(8)
 
很多病友问我,怎么才能让自己平心静气?或者说怎样才能让自己乐观豁达一点?一直不知该怎么回答。
 
昨晚重读《消失的地平线》,有句话让我忽有所悟。那也是我生病初期做过的事。摘录于此给病友分享:“所有到这里的人首先要回顾自己来此之前的生活……这是达到清心寡欲境界的第一个步骤。”
 
我们学会了调整自己的心情,学会了用微笑去迎接癌症。我们在一起听相声,说笑话,不失时机地插科打诨,或者来个小幽默,故意把生活中所有好的情节无限夸张,把一切坏的迹象倒过来解释,以此造成种种愉快的景象。
 


(9)
 
我发现,当我将今天和昨天比较,似乎感觉不到任何变化,但我若将这一周和上一周比较,竟有症状减轻的迹象,至少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日愈恶化。
 
我为此高兴,似乎看到了希望。不过,每当我对医生述说这种种迹象时,他们看着我的眼睛就会条件反射般地投射出一种怀疑和不屑。
 
他们不关心我的叙述,也不相信。看我迟迟不肯接受手术,还没完没了地要求他们做出这样那样的解释,他们就理所当然地把我当成一个讳疾忌医而又自作聪明的人。
 
“你也是个有文化的人啊。”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一位医生说这话的时候,看着我的眼神怪怪的。
 
说到身体里面细致入微的演变,我相信,无论是医生还是他们手中的现代仪器,都不会比我更有发言权了,因为他们不会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身体。
 


(10)
 
这些年来我忙忙碌碌,每天被功名利禄、灯红酒绿簇拥着,很难想象咫尺之外竟有这样一个从容恬静、无物无我的清凉世界。
 
总是发誓一定要让自己的工作节奏放慢下来,梦想着每天清晨在透窗而入的和风中慢慢醒来、傍晚在柔和温暖的斜阳里浅吟低唱,可是,直到今天,我才忽然意识到,过去这么多年里,我每天在这公园的围墙外面匆匆而过,竟从未进过这座大门。
 
如今,一场疾病的降临,让我终于放下功名利禄,放下七情六欲,走进自己梦中的境界。
 
“穷人有穷人的难处,富人有富人的难处。病人有病人的难处,健康人有健康人的难处。只有一种人没难处……”他望着我,停下,故意卖个关子,然后突然爆发处一阵大笑,“就是不拿难处当难处的人啊!”
 


(11)
 
癌症患者初期最容易犯的错误。
 
――恐惧,以至惊慌失措。
 
“我不行了!”“我要死了!”“我这辈子就这样完了!”“为什么是我?”“我怎么这么倒霉?”“我不想死。”等等等等。
 
复活之路上的真正力量来自希望和信心,而非来自恐惧。
 
恐惧是伤害的力量。勇气是康复的力量。

――向病人隐瞒实情。
 
如果你的家庭充塞着神秘、诡异、压抑、躲躲闪闪的气氛。你就没有办法与患者开诚布公地讨论疾病和治疗,更不可能齐心协力对抗疾病。
 
――让家里充满悲伤和绝望的气氛。
 
在很大程度上,我们不是用金钱救命,而是依靠希望和快乐的心情来救命。
 
――医生说什么信什么
 
在有意无意地营造出一派恐怖气氛之后,医生会让你自己决定该做什么。他们会拿出一大堆文件来,让你签名,同意他们这样做或者那样做。同意接受一切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不幸后果,而且不会追究医生的责任。
 
――过度反应: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治。
 
几乎所有癌症患者和他们的亲属都会这样想:“不惜一切代价”、“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治病”、“请最好的医生”、“用最好的药”……
 
其实,过度治疗正是目前癌症治疗领域里最严重的弊端之一。有无数证据证明,过度治疗会破坏人的基本的生理平衡,颠覆人体的免疫系统,致使患者更快更痛苦地死亡。
 
有些药,用在这个人身上是良药,换一个人也许就是毒药。
 


(12)
 
医生为什么会犯错误呢?

――受制于人性方面的弱点。
 
请记住:
 
医生不等于医学。
 
医生=医学+人。
 
医行天下者说到底不光凭借科学,还须有一份爱;不光是物质的,还是心灵的。所以,决定医生高下的不仅仅是医术,还有操行。
 
――在病人面前的职业优越感。
 
医生喜欢危言耸听,有意无意地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。这是他们的职业习惯,或者叫做职业优越感。
 
如果一个医生因此便以为自己无所不知,不接受新事物,不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东西,甚至在病人面前不懂装懂,那就注定会有更大的犯错误的概率。
 
――医患之间严重的供不应求造成了普遍的麻木和厌烦。
 
――利益的纠葛。
 
你有没有考虑过,是谁在告诉你只有手术和化疗能够拯救你的生命?是那些以手术和化疗为生的医生。你有没有考虑过,是谁在宣扬各种各样的“抗肿瘤特效药”?是那些以这些药物谋取利润的制药厂和经销商。
 
对他们来说,你的出现只不过为他们增加了一个病例,或者是一棵极富潜力的摇钱树。
 


(13)
 
医生们总是告诫我,癌症本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。人体是地球上最博大也最精微、最严谨也最没有一定之规的系统。
 
同样都是人,每个人的生理、心理和精神状态都是不同的;同样是癌症,其性质也是千差万别,给不同的人身上带来完全不同的进程和结局。
 
因此,我经常猜测,一个医生,只有掌握了最完整的信息,调集了最全面的技能、经验和智慧,才有可能少犯错误。
 
可是现代医学却不是按照这种逻辑设计的。“完整”、“全面”、“全身性”之类的概念,显然也不太可能由一个医生来实现。
 
事情也许正相反,在医学体系里,人被分解成好多部分,比如心血管系统、呼吸系统、消化系统、神经系统、泌尿系统……。每个系统中又有很多部分,比如消化系统里里的胃、肝、胆、胰……。你走进任何一家医院,又会看到无数的“科”,比如内科和外科、放射科和影像科……
 
由于这种叠加起来的划分数不胜数,一个医生即使拥有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,也只是专注于其中很小的一部分。
 
就这样,我们除了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在医院的所有科室里到处乱闯,别无他法。
 
最后我们发现,大多数医生――不论西医还是中医――除了让你感到他们自己无所不能,以及别人什么都不能之外,几乎不能给你提供任何禁得起挑战的意见。
 
不知道是否有人研究这个课题:一个高墙林立、壁垒森严、充斥着门户之见、连最基本的信息共享都不能做到的医疗环境,与医生的误诊率乃至病人的治愈率之间,有没有关系?
 
我猜想也许是有关系的。设想一下,如果医生们能够共享那些最简单的信息;如果医院能够避免“敲锣卖糖,各管一行”;如果医生之间能够共享彼此的经验,取长补短,而不是互相贬损揭短拆台;最后,如果医生和他选择的治疗方案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联,那么,我们是不是能够指望医生在面对癌症时少犯一些错误?
 


(14)
 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。医生们说的“三月大限”越来越近,奇怪的是,我却没有闻到一点死神的气息。
 
“你有没有用激素?”
 
“没有!”
 
“有没有用消炎药?”
 
“没有!”
 
“有没有吃过任何抗癌药?”
 
“没有!”
 
我们对肿瘤的恐惧心理排除了。即使是肿瘤又何妨。我们有信心控制它,也有信心与它和平共处。
 


(15)
 
在美国人那里,癌症患者通常都会有一个专门医生,有人叫做“私人医生”,有人叫做“家庭医生”,有人叫做“医疗顾问”,其性质和作用都是类似的。
 
这些医生通常并不直接对病人采取治疗措施,与任何医院、医生、治疗方案以及药物营销也没有利害关系。他们为病人汇集各种信息,推荐医院和医生,对来自医生的所有诊断和建议做出评判,然后帮助病人制定一个尽可能全面、详细和可以持续的治疗计划。
 
我从他的话中受到启发,觉得自己也非常需要这样一个医生。
 


(16)
 
如果你把我的意思理解为“别听医生的”,那就错了。
 
我想说的是,对于医生的话,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该听的,什么是不该听的。我希望能从医生那里学到尽可能多的对自己有用的东西,同时排除那些会诱使自己犯错误的东西。
 
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准确地确定自己应当做什么,那么至少应当确定自己不做什么。
 
“不做什么”的意思,就是不要让自己做一些错误的事。
 
这是因为,在相当多的情况下,不是你的疾病让你一步步走向死亡,而是你在疾病面前的一个又一个错误让你走向死亡。
 


(17)
 
我给自己规定了10条原则:
 
1、不被医生的话左右自己的心情--不论是乐观的话还是悲观的话。
 
2、尽可能仔细、客观地体会自己身体的变化。有没有新的不良感觉?老症状是更严重了,还是减轻了?通过医生的临床检查来验证自己的感觉是否准确,并且把你自己的感觉与医生的诊断加以对照。
 
3、通过直接观察和间接调查,对医生的医术和医德做出评估,以确定医生的可信度。记住每个医生都有犯错误的可能,也会有失败的病例。了解他的犯错误的概率,和了解他的成功概率同样重要。
 
4、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与自己疾病有关的信息。
 
5、把所有信息综合在一起,判断哪些是无关紧要的,哪些有可能是错误的,哪些是正确的。哪些事应当尽快去做,哪些事应当暂缓和等待,哪些事根本不能做。
 
6、对那些正面作用很小,副作用却很大的治疗措施,特别慎重。
 
7、对那些不能肯定有正面效果、却肯定会带来副作用的治疗措施,更要慎重。
 
8、对那些有明显或潜在利害关联的医生提出的治疗建议,保持警惕。
 
9、对那些特别关心你的身份和钱包的医生提出的治疗建议,冷静面对。
 
10、对那些名气很大但却过于自信轻率的医生,切不可盲目追随。
 
与癌症的较量是没有后悔药的,一着不慎就有可能满盘皆输,因之每一个决定都必须有足够的理由,都必须是理性思考的结果,而不是冲动和盲从。
 
请记住,用我们的脑子救命,而不是用我们的腰包救命。
 


(18)
 
癌症这种疾病,不仅是在摧残病人的肉体,而且对于病人的智慧、修养、品格和心理来说,也是一场真正的挑战。
 
在我看过的所有医生中,石木兰大夫是“少数派”。事实上,她是唯一的持有悲观结论并且提出确凿根据的医生,但我却相信她的意见比我见过的所有医学专家都更具可信度。
 
在我求医问诊的经验中,很多医生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他们不认识你,他们会用几分钟就打发了你。如果你有熟人牵桥搭线,他们就会对你格外热情。他们关心你的来头,在乎你的身份,在乎你的影响力。
 
在你叙述病情时,他们会不失时机地插几句问话,不是问你的病,而是问你的来历。你是做什么的,你是怎么认识谁谁谁的,直到婉转地打听你的财力和头衔。他们会用很多话来谈论病情之外的事,包括他们自己的履历、或者他们的医术如何高明、治愈了多少病人、还曾未卜先知地做出多少英明的诊断。
 
可是眼前这老太太身上,居然看不到一点社会流行风气扫过的迹象。我猜想,此人一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,我们自然也不能指望从她那里得到哪怕一丁点的特殊照顾。
 
然而还有更重要的,她的古怪的和不近人情的禀性,更加叫我放心。因为她未被窗户外面正在流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风气污染。
 
我意识到自己的幸运。我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医生、一个可以将性命相托的医生。
 


(19)
 
决定去做开胸手术后,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择手术医生。
 
我决定把对石木兰大夫的信任进行到底,于是请她推荐一位手术医生。
 
“刘向阳。”她没有任何犹豫地说出一个名字。
 
我嘴上答应,脑袋里还在我那专家名单上飞快旋转。其中有一位,名气更大,又有很高职位。
 
也许我能听听她对这件事的看法呢!
 
没想到她哼了一声:“别人我不评价。你让我推荐,我就推荐刘向阳。”
 
停了一会儿,她把眼睛从胶片上转过来,盯着我又说:“不要被那些表面的光环蒙蔽了。”
 
这话不太好听,却与我的阅历不谋而合。于是,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去约刘向阳大夫的门诊。
 


(20)
 
见到刘向阳还不到一分钟,我就想到“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”的古训,不禁在心里笑出声来。
 
这个宽肩圆脸、慈眉善目的中年男人,却有着一副相当怪异的脾气,不通人情,不问世故,说话就像吃了枪药似的。简直和石木兰大夫如出一辙!
 
他的冷漠的脸色令人生畏,然而却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姿态。面对这样一个人,你的第一感觉不是亲切,不是热情,甚至也没有丝毫客套,但却很真实。真实得让人觉得牢靠。
 
等到我有更多的时间了解他之后,就进一步发现,他为病人做的一切,都是出于职业的操行和为人处事的本性,而不是夹着什么别的动机。
 
我在脑子里急速盘算这种局面:该不该请这个人个给我做手术呢?
 
他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,但我已经有了一种预感: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。
 
我决定等!不管多少天都等!就等刘向阳!
 


(21)
 
我们这一路走过来,遇到的医生真是不少。
 
当初大多数医生都认定,我的颅内病灶属于“恶性”,必须立即手术切除,否则定会贻误“最佳治疗时机”,我却执意“继续观察”不肯手术。
 
如今大多数医生都说,我的肺部病灶是“良性”的,可以“继续观察”,我却只相信石木兰大夫的“最悲观的”判断,迫不及待地想要躺到手术台上去。
 
现在看来,那一次我做对了。可这一次,我还能不犯错误吗?
 
我对晓东说:“我不懂医,但我懂人。我知道该相信谁。”
 
我一直很偏执地相信,决定一个医生是否可以信赖的首要因素,不是他的医术,而是他的医德,越是高水平的医生就越是如此。
 
举个例子。棋手的胜负,在九段之内者,棋术的高下更多地具有决定意义,但是在那些进入“超一流”境界的棋手中,我看来看去,最终决定胜负的就不是棋术高下,而是做人的高下了。
 
我一直认定,一个医术超常名气很大的医生,一定也要拥有超越常人、甚至超越一般医生的道德水准。否则,他以往的成就很容易成为他犯错误的原因。
 


(22)
 
好医生都同时拥有以下9个特点:
 
1、不自吹自擂。
 
2、不贬低同行。
 
3、不仅关注仪器检验结果,而且关注病人。
 
4、只关心你的病,不关心你是多大的官,不问你有没有名、有没有钱。当一个医生直接或者间接地打探我的职业和我的支付能力时,我通常都选择转身走开。
 
5、对求医者一视同仁。
 
6、不自以为是,坦率地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地方。
 
7、不模棱两可。
 
8、言之有据。能够确诊时,不仅告诉病人结论,而且告诉病人做出这个结论的根据。
 
9、即使已经做出结论,也会特别注意那些不支持自己结论的证据,并且根据新的证据迅速校正自己的诊断。
 


(23)
 
对一个癌症病人来说,仅仅依靠现代医疗设备、技术和药物,是件非常愚蠢的事。就算你很幸运地遇到一个妙手回春的医生,也不能代替一切。
 
这是因为,治疗的过程既是物质的,也是情感的。医学说到底不光是科学,还是一份爱;不光是器物,还是心。
 
在所肺叶切除手术后,我是迫不及待地离开医院回到家里的,甚至没有等到拆去缝合伤口的那一排金属钉。
 
说老实话,我不喜欢医院。医院是救命的地方,却不是个养病的地方。病房是个公共场所,不是私宅。医生护士不论多么和蔼可亲,也不是亲人。
 


(24)
 
我对化疗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,只是因为与癌症结缘,才留了一点心。结果发现,迄今为止,还没有哪一种医术能像化疗一样如此声名狼藉,却又如此广泛地被使用在病人身上。
 
一项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,化疗副作用的实际发生率要比临床试验预测的水平高3至4倍,而没有化疗的患者,接受急救和入院治疗的比例反而较低。
 
美国临床肿瘤学协会才会在2006年洛杉矶年会上指出,肿瘤患者根本就无需采用化疗。
 
即使是化疗的最坚定的维护者,也不得不承认,这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治疗手段。它能杀死癌细胞,同时也在肆意摧残病人的健康细胞。
 
但是在我看来,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,而在于,化疗的结局不论成败顺逆,其潜在逻辑都是一样的。那就是,认定癌细胞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,必须将其彻底剿灭。
 
据说当年蒋介石肃清共产党时有个口号:“宁可错杀一千,决不放过一个”。“化疗”也是这个逻辑。为了杀死一个癌细胞,甚至可以把病人杀得吃了就吐,滴水难入,全身衰竭,赢弱不堪。
 
这不符合我刚刚建立起来的理念:癌症不是绝症,只不过是个慢性病。我需要的是“论持久战”,甚至是“与癌细胞和平共处”。任何速战速决、你死我活的想法,只是一种奢望,其结果很有可能适得其反。
 
“化疗的副作用我知道一些。”我问,“我现在想知道,它有多大的好处?”
 
“像你这种情况,可以把治愈率从60%提高到62%。”
 
“那我还是不做了吧。”我说,“冒那么大风险,只为两个百分点,好像不值。”
 
“治愈率从60%到62%”的结论没有改变。可是具体到每个病人,“化疗”的结果就不会是一个,而可能是三个:
 
1、延长了存活期――你花钱受罪得到了回报。只不过概率很低,你只有2%的机会。
 
2、没有延长也没有缩短存活期――你除了花钱和受罪之外,一无所获。根据统计,这种可能性很大,达到98%,也即本来就该活的60%,再加上本来就该死的那38%。
 
3、缩短了存活期――你花钱受罪的结果是更快更痛苦地死亡。这种结果,迄今为止没有人能给我们确切的统计,所以我们只能借用医生诊断疾病时常用的那个词:“不排除”。
 
所以,我决定不化疗。
 
我不是第一次“拒绝治疗”。就像此前提到的,我曾经拒绝了开颅手术,拒绝了脑瘤穿刺检验,拒绝了“控岩散”,拒绝了一些所谓“抗癌新药”。
 
同时,我并没有拒绝所有的治疗,比如我接受了肺癌全切除手术。这样看来,我并不是“拒绝治疗”,而是“拒绝过度治疗”。

 

此文转载于云科技http://www.yunkeji.com/?p=9300,文章标注红色和蓝色的部分是我做医生所理解的最理想的现状,毕竟有现实的存在,
患者的人脉对于看病也有直接影响。从我医生的角度去看,只要不耽误病情,治疗还是多元化为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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